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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权力的分配——一个比较法上的现象

来源:天津公司律师   网址:http://www.tjgslaw.com/   时间:2014-12-02 1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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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我曾想探讨一个制度问题,后来觉得,制度问题讲太多了可能有弊端。我们经常被一些制度化问题带到“沟”里而误入歧途,进而忘记我们在公司法研究当中的一些主线索。比如,最近数年出现了很多有趣的案例,法院经常遇到股东主张自己的权利而提起诉讼的情况,包括要求解散公司、要求分配公司盈余等等。不仅学术界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即公司股东有权起诉公司要求分配盈余,而且不少法官也支持这样的观点,有的法官还找到了很多支持这种做法的理。各界争论不下的原因是什么?在一个盛行保护股东权利的国家和法制环境里,我们自当应该采取各种保护股东利益的措施,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保护股东权利意味着提升投资者的投资信心,意味着人们更愿意把自己手中的钱拿出去投资到市场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如果这个国家盛行一种极端观念,即将股东保护做到极致,以至于可以忽视公司秩序,忽视公司的权力结构,这个社会又将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一个充斥着自由散漫思想的社会,或许才最愿意吹捧对股东利益的过度保护。这种说法或许是受到辩证法的影响,但我觉得比较合乎我国现实的情况,然而,我却不知道诸位是否同意这个观点。想来想去,我最后把报告题目叫做公司权力的分配——一个比较法的现象。题目有些老套,也有人觉得莫名其妙,但是,我想影射一些实际问题,实例就从法院判决公司分配盈余开始。 公司盈余分配的问题 公司持续获利但却长期不分配盈余,股东为了自身利益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公司分配盈余,这是非常棘手的法律实务问题。支持者的观点是,投资只是谋利的手段,获利才是最终目的,如果公司盈利丰厚,但却不分配盈余,就是对不起股东,也是对股东利益的损害。在这个意义上,站在股东权利的角度,为了保护股东利益,允许法院介入公司内部事务,是顺理成章的,法院似乎可以判决公司分配盈余。 我不知道诸位同学是否支持这样做法,但我始终怀疑这个命题的合理性:第一,法官为什么代替董事会提议分配公司盈余。

  按照公司法一般规则,公司进行盈余分配的前提是是股东会作出分配决议,而股东会决议分配盈余又要以董事会提出议案作为前提。如果法官判决分配盈余,首先要解决的事情,是法官何以代替董事会作出分配盈余的议案。第二,法官为什么代替股东会作出分配盈余的决议。按照公司法规定,决定公司盈余分配的权力机构不是董事会,而是公司股东会。我国公司法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这种做法与境外公司法不完全一致。第三,作为代替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定分配盈余的机构,法官如何作出决定公司分配盈余的商业判断,如何确定分配比例和分配形式。法官要决定的问题包括:究竟是分配少量盈余,还是分配百分之五十的盈余,或是分配全部盈余?如果公司现金存款不够,法官能否决定分配公司的厂房、设备、物资等?必须看到,公司盈余首先体现为账面盈余,未必是实际盈余。公司可能在账面上赚了很多钱,但实际盈余却表现为大量的应收账款,法官能否决定把债权分配给投资者。比如,张三欠了公司五十块钱,公司决定把这笔债权分配给某投资者,让投资者自己向债务人追偿债务。在法官判决分配盈余时,必须首先解决这些实质性障碍,而法官可以如此作为吗?显然值得怀疑。

  我想,我们可能误入了歧途。公司法研究者关注股东权利保护是必要的,但却不能忽视公司的权力结构。我们发现法官正在试图替代公司机关发挥职能,这就诱发了如何理解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问题。社会成员参加民事关系,股东参加公司关系,自然有权利请求相对方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然而,这种请求权有多大,这种请求权有无外延限制,并不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权利没有了限制,就必然引起权利的滥用,进而诱发许多复杂的问题。如果法官支持原告分配盈余的请求,从而击破了公司的权力分配,是否可以反过来说,股东可以采取各种方法去行使权利,甚至不惜牺牲公司利益或者干扰公司的正常运营。这种说法或许有些极端,有些言重了,但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所以,这种意见不能不说。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质疑:公司还存在吗?公司到底是什么?如果公司还是法律上的“人”,还是法律承认的主体,公司就拥有自己独立的法人地位。法人独立化的核心,即承认法人或者公司作为独立的自治组织的存在。公司作为自治组织,就要求公司拥有管控自己事务的能力。当论及公司权力时,核心在于公司的控制能力。股东加入公司以后,必然要牺牲部分个体权利,即使股东依然保持民事主体地位,但却必须服从公司的纪律、章程和决议。当然,公司不能管控股东的全部事务,而只能管控股东以资金或者资本投入者身份投入的财产,股东必须服从公司的正当管控。 这样,必然引起股东权利与公司权力的冲突。这里,存在着基本价值选择或者公司法走向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权力和权利的冲突呢?

  我认为,如果承认公司是个法律实体,即使这是个拟制上的法律实体,它也有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即使这种能力具有虚拟性,但也被认为是具有管控自己事务的能力。

  因此,公司成员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但却不能破坏自治性组织所拥有的能力和地位。首先,这种能力是通过制定法或者成文法确定的权利,是一种法定资格或者地位,这是公司权力的来源;其次,公司权力来源于公司章程,股东之所以愿意参与到公司中,应当推定为股东认可公司章程给提供的便利以及各种利益保护机制。在这种情况下,股东自应获得应得的好处,但却必须遵守公司章程规定,而公司章程本身就是确立公司权力的重要基础。当然,章程和法律之间不应该产生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此外,公司权力还来源于某些附带性因素。前段时间,学术界热衷于公司有无捐赠权力的问题。公司拿着股东投入的资金对外投资或者从事贸易,自无任何疑问。如果公司将股东投入的资金无偿提供给别人,难免背离公司宗旨和目的、公司法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然而,公司权力并非单纯地来源于股东委托。有学者利用信托理论解释公司权力的来源,也有学者表示了反对意见,认为公司不是信托。我个人认为,信托是解释公司以及公司权力来源的重要工具。其实,英国现代公司法出现以前,执业律师就开始借助“财产授予协议”这种信托工具来创设合股公司。英国现代公司法恰恰是将合股公司与有限责任制度结合起来的产物,因此,不能否认信托对公司以及公司权力来源的影响。然而,这是一种特殊的信托,更接近于一种法定信托。这种法定信托不是单纯根据股东授权或者信托表示而把财产转让给公司,这是一种必须严格遵守法定条件和程序的信托,是一种以公司法明确构架为基础而成立的信托。按照公司法规定,这种信托意味着股东投入的财产已转化为公司的财产,公司直接掌控公司的财产,股东无权动用公司财产。

  在这个意义上,公司是由财产和成员共同组成的,它不仅仅是财产的载体,还必须有公司成员。公司成员,可泛指公司股东以及管理机构的成员,还可包括公司劳动者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公司成员彼此构成的复杂关系需要通过一种特殊机制加以平衡,进而产生了公司权力的概念。可以说,公司权力是为了平衡诸多利益的机器和机制。按照这种机制,公司有权按照自己意思或者组织规则处理内部事务,就公司股东来说,无论股东是否从情感上认为自身权利遭到侵犯,都不影响到公司权力的存在。因此,公司权力表现为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表现为命令和服从的关系。 在这种机制下,上市公司股东保护自己权利的基础性机制就是退出公司,除非法律创造更多的手段,股东没有别的更多办法。对于例外情形,我在后面将尽力涉及。除了退出公司以外,股东还有权获得赔偿,但依然不能干预公司事务。就此而言,公司与国家之间的确十分相似,在对比公司与国家的差异时,我们会发现两点微观差异:一方面,公司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严格地说,公司不具有公权力;另一方面,国家与法律同时产生,而公司却是依法产生,也就是说,国家和公司对法律的依赖度不同。

  可以说,有了国家,就有了法律,而公司只能赖于国家和法律的存在而存在。除了这两方面细节性差异外,公司与国家相差无及。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应该允许每个国家成员——公民—都有权以诉讼方式要求国家调整或者更改某项政策呢?这是不可以的!在现代社会关系中,国家有很多的特殊管理运行机制,宪法规定了国家运行机制的基础,在这个国家根本大法中,立法者确立了多数决定原则,也就是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奠定了国家权力的运行基础,除非改掉这个机制,甚至改成全民公决,否则,民主集中制就必然成为现代社会的支配性制度。必须承认,民主集中制未必没有缺点,但却是人类社会总结出来的最好和最富有效率的社会事务决定形式,在没有创造出更好的替代方式之前,它就是现代国家运行的基础。

  公司权力同样建立在公司章程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即公司成员多数决定的基础上。因此,每个股东必须承受由多数决定规则带来的好处和不利。我们不能因为多数决定间接损害了某个人的具体权利,就必然允许以诉讼方式保护这些被损害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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